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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治理市场乱象,防范系统性风险

海南海航经济研究院2020-02-11 15: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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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十九大后,金融政策的主基调是整治行业乱象,补齐监管短板。以国务院金稳委成立为节点,监管补短板系列计划密集落地,监管层全方面多角度出击,防范金融风险。后续,关于金融领域的细化措施将陆续出台,金融监管将更加完善。



一、十九大后金融领域系列政策出台背景


金融业高速成长积累风险,金融系统脆弱性上升


过去十年,中国金融行业经历了高速成长期,金融机构总资产急剧膨胀。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由2011年末113.6万亿元扩张到2016年末的230.4万亿元,翻了一番以上;保险公司资产规模从6万亿元增加至16.2万亿元;信托业资产从不足5万亿元上升至20.4万亿元;证券公司总资产规模从1.7万亿元扩张至5.8万亿元;公募基金规模从2010年2.5万亿元增加到9万亿元。与此同时,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的补充,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从2010年到2016年间,第三方支付规模从1550亿美元扩张到1.1万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到80%;2009-2016年,P2P贷款交易规模从1.5亿元增长到1.5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6%。


如此高速或接近疯狂的增长速度,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必然伴随着各种不断攀升的金融风险。近几年来,金融乱象频发,实体经济得不到有效支持。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影子银行盛行;资本市场流动性泛滥,内幕交易盛行,成了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市场上非市场套利现象严重;地方政府过度融资,企业负债过度;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甚至“大而不能倒”;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恶意欺诈现象大量出现,骗贷、高息、暴力催收、过度负债导致的社会问题频发。


金融整顿雷厉风行,进入严监管时代


2016年起,国家开始下大力气整顿金融行业,一行三会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央行开始推行实施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增速考核。银监会下发十余份文件,部署针对商业银行“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的全行业大检查。证监会收紧基金子公司设立门槛,提出资管业务的“八条底线”,完善保本基金风控指标和监管要求。保监会多次发文强调“保险姓保”,要求各保险公司清理规范通道类业务,防范监管套利,严格保险资金运用,并对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提出八大禁止情形。互联网金融业不断完善监管政策,延长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在四次续展中累计注销24张支付牌照。


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把现代金融归入产业体系的一部分,强调了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要求金融业发展回归本源,服务好实体经济。两大重要会议的表态及“一行三会”的严厉措施,都标志着中国金融已进入严监管时代。未来,政府将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十九大后金融领域系列政策核心内容


十九大后,各监管机构在此前政策的基础上,针对行业热点、潜在风险较大的领域,制定或下发了相应的规范通知、指引或管理办法,除了覆盖整体金融业的综合类政策,主要还涉及银行业、资管业、互联网金融、保险业及证券业。


综合类:聚焦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


覆盖整体金融业的政策有两项,聚焦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



银行业:聚焦商业银行股权及流动性管理


涉及银行业的政策有五项,均为银监会发布,主要与政策性银行监管、商业银行股权及流动性管理相关。




 资管业:聚焦大资管业务的统一监管


市场关注度极高的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政策落地。此外,还有一项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管办法出台。



 互联网金融:聚焦网络小贷、现金贷监管


涉及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政策有五项,其中三项旨在规范网络小贷平台及业务、以及现金贷业务。



㈤ 其他:聚焦险企偿付能力管理及IPO审核


除上述政策外,十九大后金融领域出台的政策主要涉及保险业及证券业。




三、企业应对策略建议


十九大后出台的各类政策中,涉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业对外开放、商业银行股权及流动性、大资管业务、现金贷、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的政策,影响较大,市场关注度较高。


㈠ 金融监管、金融开放齐头并进


金稳委成立,统筹金融改革与监管


11月8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稳委”)正式成立并召开了首次全体会议,定位为金融监管的最高机构。从监管架构来看,金融委居首(主任为副国级领导),然后是央行(设立办事机构),再是三会。金稳委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


金稳委是十九大闭幕约半个月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成立的。国务院机构调整在2018年3月进行,此前外界普遍预计会选择此时来安排金稳委的阵容,提前成立表明中央对强化金融监管的急迫要求。随着金融委的成立,针对商业银行股权及流动性、资管业务、现金贷的部分监管政策也相继落地,弥补监管短板。


预计未来,金融监管还会进一步强化,除加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互联网金融监管外,还将建立健全对资管行业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非法金融活动和乱办交易所等乱象严格监管,以及加强对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的利益输送行为的问责;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将进一步加强,去杠杆会持续下去,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进一步推进。



外资投资比例将放宽,金融业开放路线图明确


11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宣布,中国将提高各类金融机构的外资投资比例上限,详解了金融业开放路线图。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经济成果之一,也是落实十九大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相关部署。



力度超预期不改市场大格局。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早已是既定的方向,也是业内比较一致的呼声。但此次金融开放无论幅度、范围和力度均超出了市场一般的预期。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业的主体,市场预期可能开放程度会慢一点,但是此次银行业“一放到底”,实施内外资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与此同时,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也设置了明确的开放时间表,即在三年或五年后,把超过51%的控股权“一放到底”。这样超预期的金融开放向外资机构释放出明确的激励信号,部分国际投行已经表达了提高现有合资公司持股比例的兴趣。不过,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的放开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市场内外资占比的大格局。


将提升国内金融业的经营效率。此前,中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仍然有三方面比较明显的限制:一是在金融机构牌照方面,对资本申请牌照仍然比较严格;二是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占股比例限制比较严格;三是在资本市场管制方面,通过QFII等工具对国际资本参与国内资本市场有比较严格的管控。诸多限制,导致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发展受阻。此次开放持股的金融机构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基本覆盖了金融体系中的主要机构类型。放开对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显然会提升国内金融业的经营效率,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参与金融业的发展。放开持股限制后,未来外资将有较大自主空间,一旦控股,可能有更多动力在中国市场上投入更多资源、持续经营,对中国境内资本市场格局、商业模式产生影响。


对国内金融主体及金融体系会有一定的冲击。金融业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会给中国金融业主体带来一定的风险冲击甚至一轮行业洗牌。就银行业来讲,外资机构的进入会给中小银行带来更多的冲击。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必然会加大银行业的竞争,中小银行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区域性中小银行,可能面临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会更大。对于基金行业和保险行业来讲,同样也面临着资源的竞争问题。另外,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以及外资机构在本国母公司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中国金融业造成一些冲击”。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能力把控系统性风险,外资进入不会带来大的风险和冲击,所以仍是利大于弊。



有望带来FDI项下资本流入,并促进跨境资本双向流动。随着投资回报率回升,2016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温和回升。考虑到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中国金融业开放有望吸引长期投资进入中国。如图表89所示,中国金融资产有广阔的增长空间,而金融资产配置仍以间接(银行)融资为主、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配置中现金比率奇高——两者都凸显中国金融产品亟待丰富、金融资产配置效率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也与打造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率的中期目标相辅相成。从中长期来看,更加国际化的金融业也有助于促进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增长,以及辅助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步有序开放。但同时也需警惕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㈡ 商业银行穿透式监管框架确定,细则陆续出台


1.“三位一体”股权穿透监管框架落地


1116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建立了“三位一体”的股权穿透监管框架。该管理办法是金稳委成立之后监管补短板系列计划的一部分。


《办法》的主要看点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股东信息及资质进行穿透管理。建立健全了从股东、商业银行到监管部门的“三位一体”的穿透监管框架,对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进行全面穿透管理。银监会可以控制银行主要股东的准入,在特定情况下,有权利限制银行股东的权利,甚至要求股东退出。二是对股东实行分类管理,规范化持有银行股份的流程。根据持股比例,将股东分为适用审批制的股东和适用备案制的股东。相信新规将一定程度上减少银行股东“野蛮人”的出现,有利于股东结构的平稳变化。三是重申“一参一控”限制,但内资持股上限是否放开有待观察。本次新规中并没有提及银行主要股东持股上限比例。结合近期监管吹风将放开外资股东对银行的持股上限,如果要求内外一致,新规或许意味着内资股东20%持股上限比例的放松,但具体执行情况仍然有待观察。四是强化商业银行与股东的关联交易管理,明确关联授信限额和授信的内涵与外延。主要股东及相关股东单个授信不超过资本净额10%,合计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5%,且明确了授信类型。对股东的资质要求较高,要求明确资本补充能力,资金压力较大的股东,资格可能受到影响。限制金融产品持股商业银行比例。同一发行人或管理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金融产品持有同一银行股份不得超过5%。主要股东(持股5%以上)不得以控制的金融产品持有同一商业银行股份。


规范股东行为,改善银行业公司治理结构。近年来,各类资本收购银行股权,尤其是保险机构通过资管产品、保险类的集合产品进行银行股权投资绕道持股、规避股东管理要求等事件时有发生,对银行经营带来风险隐患。《办法》把控银行股东准入,杜绝野蛮人进行恶意收购;加强股东监管,防止风险传染和利益输送;改善银行业公司治理结构,为银行业加快外资开放打好基础。


举牌银行股将受限,有利于银行长期经营。2014年底开始,保险资金大举举牌银行股盛行,截至2016年底,上市银行大股东中险资平均持股比例已经达到10%。如果《办法》正式实行,就意味着当前不少险资入股银行都成了违规行为。短期看,《办法》将导致银行股权吸引力下降。长期看,资金获取银行参股和持股的积极性受到较大抑制,更稳定的、优质的股东有利于银行长期的经营管理。



2.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落地,聚焦期限错配


126日,《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将于201831日起生效,对部分指标达标期限设置较长的过渡期(2018年底或2019年底)。此文件在此前4月份银监会发布《弥补银行业监管制度短板工作项目》有所提及,政策落地符合预期。


新增三项量化指标,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测体系。第一,银监会引入净稳定资金比例,反映出在监管水平上我国与巴塞尔协议Ⅲ的不断趋近;第二,引入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指标,弥补了之前对于中小行的流动性考核指标的缺失,有助于构建了较完备的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第三,引入流动性匹配率,特别是对折算率的规定,有助于引导银行降低对于短期负债的依赖。新增指标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抑制同业、去金融杠杆、防期限错配、提高银行流动性风险抵御能力的监管思路。


提高低风险流动性资产的配置比例,约束期限错配。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对银行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银行对优质流动性资产(例如现金、可动用的央行准备金、符合一二级资产定义的债券等)配置比例或将提高;二是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受到一定约束,提出强化同业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管理,与此前央行禁止发行一年以上同业存单一脉相承;三是由于对不同指标合理设置不同的过渡期安排,预计银行总体达标压力不大。


3.落实穿透原则,银信类业务监管升级


1222日,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对银信类业务,特别是银信通道业务予以规范。


《通知》有六大要点,首次明确将银行表内外资金和收益权同时纳入银信类业务的定义,同时明确了通道业务的定义;银行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落实穿透管理,进行实质风险管控;回归资管业务本质;规范银信类业务资金投向,不得将信托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股票市场、产能过剩等限制或禁止领域;对信托公司实施名单制管理;加强银信类业务的监管。


实质性冲击较小,推动银行和信托业深化主动性管理。《通知》对业务发展没有实质性冲击,此前监管层已屡屡强调防范金融风险,规范银信业务,大多数信托公司一直在转型应对政策影响。2017年三季度末,银信合作规模占信托行业规模的比例为22%,较2010年三季度的63%已大幅下降。预计未来商业银行将加强主动性管理,对信托公司实施名单制管理,综合考虑信托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和专业投资能力,审慎选择交易对手。综合实力强、主动管理能力强的信托公司将脱颖而出,未来信托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㈢ 五部门29条新规开启全新大资管时代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是十九大之后金融行业最重要,也是市场关注度较高的文件之一,也是金稳委成立之后监管补短板系列计划的一部分。


要点:打破刚兑、去通道化,回归资管本源


针对资产管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一系列问题,《资管新规》拟定29条建议,重点从8个方面,按照产品类型制定了统一的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准则。一是确立资管产品的分类标准,二是降低影子银行风险,三是限制资金池业务,四是打破刚性兑付,五是控制资管杠杆水平,六是抑制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七是切实加强监管协调,八是合理设置过渡期。


影响:对市场冲击较小,资管业务高增长时代或终结


《资管新规》更多是总体的纲领性要求,未来银监会、证监会等具体执行部门将会颁布出台相关的政策配套细则。由于监管给予了一定的过渡期,金融机构对监管亦有一定的预期,短期出现剧烈冲击的概率较小。从长远来看,伴随着我国监管和顶层设计的革新,资产管理行业边界的确立,为我国资产管理行业下一次创新稳健发展奠定基础。破刚兑、去资金池、去杠杆、去通道化,禁止多重嵌套和实施穿透式监管,资管业务将回归本源,将更注重质量,臃肿的通道规模将逐渐出清,迎来挤泡沫过程,有助于化解行业系统性风险,塑造资管行业的健康发展,资管业务高增长时代可能已经成为历史。


㈣ 现金贷整顿靴子落地,互联网金融迎来全面监管时代


11月21日至12月8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下发三份重磅文件,要求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贷公司,专项整治网络小额贷款业务,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成为金稳委成立之后监管补短板系列计划的又一部分。在此系列政策出台前后,多个地方政府也发文清理现金贷。且之前监管部门已相继就非银支付、互联网资产管理、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虚拟货币、互联网金融交易所等业务展开风险专项整治,互联网金融行业迎来全面监管时代。


目的:行业乱象丛生,实施监管以正本清源


近年伴随互联网金融的推展,中国出现了大批小额贷款公司,在审批放手、监管缺位下,现金贷自2016年下半年高速发展和扩张,2017年消费贷已增长逾万亿元,数额极为惊人。一度以金融创新面目出现的现金贷,以高利率弥补高风险,根本没有风险控制,用户多头借贷、以贷养贷。现金贷排名前10的公司,在无审批下可月放贷30亿元,年化收益远远超过36%的中国法律红线,其存在已是中国金融现实中的“灰犀牛”。与之同时,一大批现金贷公司欺诈消费者,实施暴力催收。为了正本清源,规范行业发展,营造健康的行业发展环境,针对现金贷的行业整治已刻不容缓。



要点:规范牌照、限制杠杆、利率设限、规范催收


监管细则从现金贷业务开展原则、网络小贷业务整顿、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现金贷方式、P2P信息中介机构业务规范四个方面进行规范,影响机构涉及持牌/非持牌现金贷平台、信托公司、ABS承销券商、银行业/非银行业资金提供机构、网络小贷机构、P2P信息中介平台等。



规范牌照:无牌机构不得放贷,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向无牌机构提供资金放贷或共同放贷。未来在牌照审批的政策上将有所收紧。


限制杠杆:小贷公司禁止非法集资、吸收存款、通过互联网平台或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转出信贷资产、通过P2P融入资金;允许通过ABS等方式进行信贷资产转让,但只要是融入的资金都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杠杆率。目前各地对杠杆率暂时没有统一要求,预计未来可能会实行全国统一的标准,以避免地方监管部门通过政策倾斜吸引小贷公司设立。


利率设限:利率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36%红线);此外,也禁止了以各种费用为手段绕过红线的行为,“砍头息”等克扣本金的行为将也被禁止。


规范催收:各类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均不得通过暴力、恐吓、侮辱、诽谤、骚扰等方式催收贷款。预计在对现金贷业务规范之后,也将对催收行业的行为进行规范。


完善征信:各地应引导辖内相关机构充分利用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防范借款人多头借贷、过度借贷。


此外,还规定禁止发放校园贷、首付贷、用于股票期货投机的贷款;暂停发放“无特定场景依托、无指定用途的网络小额贷款”,进行规范和整改。银行“助贷”不得外包核心风控或接受第三方担保兜底,第三方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P2P撮合业务需满足同样的利率、借款人资质、贷款类别等的要求。


3.影响:行业或现退出潮,次级市场将受到巨大冲击



绝大多数现金贷平台将退出市场。监管政策明确指出金融活动要实行牌照管理,无牌照不得放贷。此举会加速淘汰一些没有牌照、没有风控能力的现金贷机构。据统计,国内现有现金贷平台2693家,其中网上平台1366家。而截至2017年11月6日,市场上完成工商注册的网络小额贷款牌照仅有200余张,预计超过90%的现金贷平台将被关停。同时,现金贷的资金来源将受到极大限制,银行、ABS等渠道可能都将关闭,现金贷公司的生存举步维艰。


高利率模式的次级现金贷市场将受到巨大冲击。在成本端结构受限(杠杆率和资金来源)、收入端利率受限(36%红线)的背景下,行业的利差将被“两头夹击”而大幅收窄。降低不合理利润率的同时,也将清退那些做不好风控、控制不了成本的尾部平台。次级现金贷模式中,年化利率往往在100%-300%之间,现在将利率降到36%以内,且要求借贷条件充分披露,并对借贷金额及催收方式都做出明确规定。而次级现金贷公司获客、资金和运营成本都刚性存在,很难降低。因此,政策监管下,次级现金贷模式将面对巨大挑战。


现金贷行业逾期率上升,行业真实坏账率将很快暴露。在监管政策出台前后,受资金来源受限和舆论指责影响,众多现金贷平台已经停止借贷,或者收缩借贷规模。行业里面的多头借贷等问题迅速暴露,逾期率出现上升。由于现金贷久期较短,预计风控风险将很快上升。



㈤ 险企偿付能力监管升级,证监会发行监察委成立



十九大后,其他较为重要的金融政策还包括《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及证监会发行监察委成立。


险企偿付能力划监管底线,严查真实性,加强协同监管


修订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偿二代监管框架,以风险为导向,建立定量资本要求、定性监管要求和市场约束机制相结合的三支柱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强监管、补短板,偿二代二期工程迈出实质性一步。


明确监管指标标准,建立多维度、分层次监管措施。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大于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大于100%、风险综合评级为B类以上,三者缺一不可。结合2017年二季末行业数据,6家公司不达标,3家公司充足率不达标,另有3家公司风险综合评级不达标。“偿二代”落地至今,保监会已批复105次险企的增资决议,对于中小险企而言,由于业务结构不合理,高风险资产配置比例过高导致偿付能力承压明显。




建立偿付能力数据非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查机制,首度提出重点观察概念。划定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60%120%的重点观察红线,重点检查偿付能力数据真实性和信息披露完整性。这与此前保监会强调偿付能力报告、风险评级和公开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的监管思路一脉相承。



强化监管合作和协调,保险监管不止管保险。《征求意见稿》强调与“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作,加强对保险集团、银证协作的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防控。未来对于12家保险集团公司的监管将进一步强化。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了保监会与保监局上下联动的监管机制,集中监管资源,提高偿付能力监管工作效率。


证监会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出现八类情形中止IPO审查



1120日,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63名委员,举行了集体履职仪式。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随即抛出重磅消息,要强化发审委和发审委委员的监督机制,成立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监察委员会,和发审委并行运转。此外证监会发布两则“发行监管问答”,出现八类情形将中止IPO审查。由此可见,监管层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严防“病从口入”。


首先,由于新一届发审委不再有主板和创业板之分,专职委员大幅增加,达到42人,且多数来自监管层。专职委员数量的大幅增加,体现了监管部门对IPO审核从严的态度。


其次,发行监察委将对首次公开发行、再融资、并购重组实行全方面的监察,对发审委和委员的履职行为进行360度评价。在发审委基础上再增加一层监管,未来监管“强”信号显而易见。


最后,最新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对现行IPO中止审查的各类情形进行了全面梳理。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控人、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签字人员等的不当行为都可能触发中止审查条件。此外若发行人IPO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且逾期3个月未更新,将被直接终止审查。


自10月份新一届发审委成立以来,IPO审核呈现出越来越严的趋势。截至12月10日,新一届发审委已审核73家企业(包括二次上会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44家获得通过,24家被否,5家暂缓表决,通过率仅为60.3%。期间,还出现了“上6否5”,甚至是“全军覆没”的情况。而2017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达81.5%,2016年全年这个数字更高达90.9%。新一届发审委已被市场称为“最严发审委”。IPO通过率降低有可能成常态,从而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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